在龚如心的晚年，除了慈善观念可能对她的遗产分配有所影响，另外的影响还是来自于她的不安全感。本来在富豪阶层，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就很突出，而龚如心的特殊性，加重了不安全感。王失踪后，她没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夫家全部是她的敌人，而在自己的阶层找到真心朋友很不容易。陶杰说:“在香港富豪的代系里，她属于和哪一代都不沾边的特殊人，也因此格外孤独。”
香港的首批富豪是英国洋行的买办，像被封爵位的何东等人;第二批是上海帮，龚如心本来也属于这批人行列，陶杰说:“但是她和王德辉又不被上海帮认可，因为上海帮是做实业的，而他们是做地产的，加上王祖籍温州，所以，我认识的上海帮富豪一直觉得他俩出身不正，和潮汕帮一样，属于靠地产起家的那批。”
上海帮的商人讲气派，讲排场，而王德辉和龚如心在生活习惯上也不是这样的人，梁文道的父亲认识这对夫妻，他在拜访王德辉的时候发现，王甚至和下属分享一罐可乐，“他们不被上海富豪认为是自己人，而被认为是温州人”。也被认为是底层爬上来的人，“所以他们的小气故事才那么广泛地流传”。
以潮汕商人为主的地产商群体，也迟迟没有接纳这对夫妻，梁文道说:“华懋虽然盖了很多房子，但是其地产是以低档而闻名的，其房型基本是同样结构，材料也偏差，地点又都在新市镇——所以龚如心在地产商人中也不算主流。”
这样的哪边都不靠的身份决定了龚如心在商界很难找到依赖的群体。陶杰说:“她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交际圈，在丈夫被绑架后，她的精神紧张了，完全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小女人，可是在那种时候，她又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安慰她的人。”“她的形象很脆弱，和外界所说的女强人完全不符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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